86年前的今天，侵华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86年过去，
为什么我们不能忘记？
希望他们的
人生故事
能给你答案。
86年前，夏淑琴只有8岁，她住在南京新路口5号的院子里，这是个大家庭：父母、外公、外婆、两个姐姐、两个妹妹和淑琴，一共9口人住在一起，其乐融融。
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再普通不过的院落，可是86年前的那个冬天发生在这里的一切，让新路口5号成为这座城市，永远无法忘记的一处历史见证。
1937年12月13日，一队日本兵一边喊叫一边凶狠地砸门，房东哈国梁慌忙开门，进来的日本兵一声不吭就开枪打死了他。淑琴的父亲赶紧跑上前去给日军跪下，求他们饶了一家人的命，话没说完，一声枪响，父亲也倒地了。
几个日本兵冲到母亲的房间，把躲在桌子底下的母亲和一岁的妹妹拉了出来，先一刺刀把一岁的妹妹捅死后，接着强奸并杀害了淑琴的母亲。淑琴姐妹四人来不及躲藏，被外婆分别放到被子里躲起来。
日本兵冲进了房间，16岁的大姐和14岁的二姐，还是被日军发现了。外公、外婆拼命保护两个姐姐，被日军残暴地用刺刀捅死，两个姐姐被日本兵轮奸后杀害。
淑琴在被窝里听到惨叫声，吓得浑身发抖，哭了起来一个日本兵就朝着被窝里的她连捅三刀，淑琴也疼晕了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4岁妹妹的哭声惊醒了淑琴，“妹妹哭着要妈妈，我走不起来路，只能从她身上爬过去。摇摇这个不醒，摇摇那个也不醒，到外头看到妈妈睡在桌子边上，没有穿衣裳”。
可她们甚至来不及悲伤，因为对面就住着一队日本兵，两个孩子只能躲在满是亲人尸体的屋子里。天黑的时候偷偷吃一点锅巴，搭个板凳从水缸舀水，姐妹俩度过了饥饿、寒冷、恐惧的14天，直到被邻居发现才得救。
美国人约翰·马吉听说这场惨案后，赶到现场，用16毫米摄影机拍下了夏淑琴亲人遇难后的景象，和约翰·马吉一起来到现场的还有8岁的夏淑琴。
她向马吉讲述了自己的遭遇，我们无法想象这个小女孩，是如何一字一句回忆那些枪声和尖叫、惊恐和死亡的。但她最终带着刀伤，和妹妹一起坚强地活了下来。
约翰·马吉根据夏淑琴和邻居的讲述，写下了整整一页纸的说明，详细描述了发生在新路口5号的惨剧，这是他留下的所有影片说明中最长的一段。
夏淑琴的故事还被另外一个人写在了日记里，“约翰·马吉发现了2名小女孩，一名4岁，一名8岁。她们的家人全部惨遭杀害，她俩就守在母亲的尸体边，在一间屋子里待了整整14天，直到被邻居救出”，这个人就是拉贝。
1937年，面对德国大使馆要求撤离南京的劝告，拉贝决定冒险留下。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在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我的东道主的国家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我们难道不应该设法帮助他们吗？至少救救一些人吧？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
此后，拉贝成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他请人在自家院子里修建了防空洞。12月12日晚上，日军的炮击再度猛烈起来，火光映红了整个城南的夜空。
拉贝在日记中写道：“难民一直挤到了防空洞的边上，有人在用力地拍打着两扇院门，妇女和儿童哀求我们放他们进来。一些大胆的男人从德国学校后面翻过院墙，想进入我的院内寻求保护，这种苦苦哀求我实在听不下去。于是我把两扇大门全打开，把想进来的人全放了进来”。
在这个不算大的院落里，最多时容纳了600多名难民。
拉贝等人每天除了四处奔波，保护难民免遭日军的屠杀、强奸和抢劫外，还将日军的暴行记录下来。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名义，不断致信日本外交官，抗议日军的暴行。
在经历半个多月的恐怖之后，南京迎来了1938年的新年，难民们围着拉贝
献上了用红墨水，写在白色包装纸上的新年贺信，新年贺信上，恭恭敬敬地用毛笔写着几行字：
拉贝先生:
恭贺新年吉祥！
亿万滚滚而来！
您收容所的难民
1938 年
1938年2月，拉贝携带一套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暴行影像拷贝，离开南京。他在柏林各地演讲，并放映约翰·马吉拍摄的影片。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约翰·马吉出庭作证，他用那台16毫米摄影机拍摄的影像资料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铁证。
1995年，当年只有8岁的小女孩夏淑琴已经60多岁了。这天，一个年轻女孩来到南京采访夏淑琴。采访在露天的树荫下进行，夏淑琴给她讲述了新路口5号的故事，还给她看了自己身上的伤疤，这个女孩就是张纯如。
1997年，张纯如所写的《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出版。这是第一部全面记录日军对南京城所作暴行的英文著作，曾连续10周成为《纽约时报》畅销冠军。张纯如写《南京大屠杀》时，不过二十几岁的年纪，“她在黑暗中，想象着遇难者的感觉，在脑海中她每天听到的故事，串起一个个画面。在夜里，她坐在屋里被一堆她看不见的图片包围着，看着墙上的一张张地图，想象着自己就在现场”。张纯如的母亲说：“虽然纯如没有经历过那场残忍的战争，也出生在美国，但是她始终认为自己的根在中国”。
看到日本右翼分子，妄图抹杀、歪曲历史事实，“张纯如一直觉得自己有道义上的责任，必须要勇敢地站出来发声”。
在耶鲁大学收集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资料时，张纯如发现了约翰·拉贝的存在，便开始寻找拉贝的后人。经过不懈寻找，她终于联系上了约翰· 拉贝的外孙女乌尔苏拉· 莱因哈特。莱因哈特小心地保存着外公的文件、日记和照片，其中就有极其宝贵的南京大屠杀的纪录文献。在张纯如的促成下，1996年12月13日《拉贝日记》向全世界公开。
2000年，年逾古稀的夏淑琴决定打官司。当时，日本右翼作家污蔑夏淑琴为“假证人”。2000年10月起，谈臻、吴明秀等律师代理了夏淑琴老人诉讼日本右翼分子名誉侵权案，首开在我国境内起诉日本右翼分子之先河，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判决夏淑琴老人胜诉。
其后，谈臻和南京律师援助团陪同夏淑琴老人赴日，与日本右翼斗争，这个举国乃至举世闻名的案件前后持续了9年之久，在此期间，谈臻付出了巨大努力和心血。
在国内取得胜诉后，面对日本右翼作者在日本对夏淑琴老人的诉讼，谈臻和南京律师团选择了赴日本应诉，并与日本当地律师团一道发起了对日本右翼作者的反诉，对日本右翼分子展开法庭上的斗争。
2007年11月2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作出判决对夏淑琴反诉《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一书作者——东中野修道及出版社展转社，损害名誉一案作出判决：反诉原告胜诉，责令被告向原告赔偿450万日元。
2009年2月5日，日本最高法院对夏淑琴名誉权案作出了终审裁定，这意味着夏淑琴老人名誉权案取得了国内法院、日本法院的全部胜诉。以谈臻为主的南京律师团队也由此载入了史册，在谈臻律师推动下2017年12月23日
“维护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律师大联盟”成立，致力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权益保护、南京大屠杀法律问题研究及推动民间诉讼等。
这是他们后来的故事：夏淑琴如今已经94岁了，今年12月3日，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家庭祭告活动”上，她步履蹒跚祭奠7位亲人，哭诉着自己对亲人的思念“只要身体允许，我一定要来参加祭奠！”她的外孙女夏媛从外婆手里接棒和儿子一起，成为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继续讲述着这段历史。
1953年，约翰·马吉去世。2002年约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将父亲当年在南京使用的摄影机捐赠给纪念馆。回美国后，他又寄赠了保存在他家达60多年之久的4盒南京大屠杀内容电影胶片。
在南京大屠杀发生80年后，约翰·马吉的孙子克里斯·马吉重走南京，寻访曾出现在祖父影像中的人和地，祖孙二人一个拍摄毁灭、一个拍摄重生，他们的镜头记录了南京，见证了南京的历史和现在。
二战结束后，拉贝一家人生活极为困难。1948年初，拉贝一家穷困潦倒的消息传到了南京，南京市民纷纷慷慨解囊、捐款捐物。当年3月，这笔捐款在瑞士购买了奶粉、香肠、咖啡、黄油和果酱等食品，分装成4个大包裹辗转寄给了拉贝。1948年6月，拉贝寄来了感谢信，他在信中说：南京人民的这一善举，使他重新获得了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1950年，拉贝去世。
2013年，在南京市政府的帮助下拉贝纪念墓园修建完成。如今，拉贝墓地被南京带来的竹子、梅花、菊花围绕，墓碑上是南京的雨花石。
2020年，约翰·拉贝之孙托马斯·拉贝请求中方为他所在的医院提供抗疫药物援助。很快，南京人捐赠的物资就送到了德国。包装箱以紫金草和和平鸽为底纹。醒目处印着一句歌德的名句：“生活之树常青”，旁边还盖有一枚约翰·拉贝先生曾使用过的印章，有“福祉长隆”四个字。这是南京人一声跨越80多年的谢谢。
《南京大屠杀》成书后，张纯如遭遇了日本右翼势力的报复和骚扰，她不断接到威胁信件和电话，这使得她不断变换电话号码，不敢随便透露丈夫和孩子的信息。她曾经对朋友说，这些年来她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后来她患上忧郁症。2004年，她在自己的车中开枪自杀，时年36岁。
2017年，张纯如纪念馆，在她的家乡淮安正式对外开放。
2020年6月12日，谈臻律师离世，夏淑琴老人哭着回忆起谈律师：“与日本右翼的官司打了快10年之久，谈律师和吴律师为我们打官司，为我们付出了多少啊！这样的付出真的是无法报答的，只能对他和吴律师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对我的好！”
同年8月22日，谈臻的家人将谈臻生前与“夏淑琴名誉案”相关物品，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相关资料及其个人相关物品等，无偿捐赠给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谈臻生前曾说：“一个律师，一生能有机会做成这样一件事情，是何等的幸运！”
86年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忘记？
因为在这场惨绝人寰的血腥屠杀中，有30万同胞失去了生命，因为夏淑琴老人这样的幸存者们忍受着巨大的伤痛，为历史作证。因为有人冒着生命危险记录下历史的真相，还有人为了追寻历史的真相，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对你我而言，南京大屠杀从来不只是历史课本上的文字，而是我们的祖辈和同胞流过的血、亲历的痛，它从不只是一个过去的时间点，而是86年的时光里无数人的坚持、努力和勇气化为的沉甸甸的责任。
只有铭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才能珍视和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只有捍卫历史的真相，才能守护和平与正义。
